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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苏东坡才华横溢,官场上却为何老是被贬?
众所周知,苏轼是我国北宋时期的文坛领袖之一,是著名的“唐宋八大家之一”,并在诗、词、散文、书、画等方面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他的诗题材广阔,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风格独特。但是呢,就是苏轼这样一位“天下第一才子”,二十岁考取进士的他一生为官,却一生不是在被贬就是在被贬的路上,仕途可谓是大起大落,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嘉祐二年(1057),北宋有一场被称为“天下第一榜”的会试。苏轼通过这场会试取得了榜眼。就这样,打开了自己仕途的大门。可他的仕途,却一直不太顺利。大家都知道,官场是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的地方,要想在官场上站稳脚跟,就要懂得圆滑世故。但是呢,苏轼生性放达,为人率真,在官场上,他也十分敢于说真话,因此得罪的人自然不在少数,他的仕途自然而然也就不会那么平坦了。
熙宁二年(1069),宋神宗起用王安石变法。熙宁四年(1071),与王安石政见不合的苏轼上书谈论新法的弊病,反对变法。王安石颇感愤怒,于是让御史谢景在神宗面前陈说苏轼的过失。苏轼知道后便请求出京任职,被授为杭州通判。至此,苏轼的仕途生涯就开始进入到了“升迁-被贬”的怪圈。
元丰二年(1079),四十三岁的苏轼被调为湖州知州。上任后,他例行公事给宋神宗写了一封《湖州谢表》,略微叙诉了过去的政绩,又接着说了皇恩浩荡,但是却在后面发了一点牢骚: “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苏轼是个直率的人,难免疏于口舌笔墨,难以在新旧党之间把持自己,于是惹恼了其他官员。新党摘引“新进”、“生事”等话语上奏,说他“愚弄朝,妄自尊大”,用语言暗讽朝政。因此,上任才三个月的苏轼就被逮捕,解往京师,受牵连者达数十人,这就是北宋著名的“乌台诗案”。新党想将苏轼置于死地,后来多亏当时退休金陵的王安石上书道:“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又因太皇太后曹氏、章惇等人求情,这才使得苏轼被从轻发落,贬为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本州安置”,受当地官员监视,不准擅自离开该地,也没有权力签署公文。
元丰八年(1085年),宋哲宗即位,苏轼复为朝奉郎知登州(蓬莱),而后不断升迁。升迁后的苏轼看到新兴势力拼命压制王安石集团的人物及尽废新法后,再次向朝廷提出谏议。他对旧党执政后,暴露出的***现象进行了抨击,由此,他又引起了保守势力的极力反对,于是又遭诬告陷害。新党旧党都容不得苏轼,至此,苏轼又再度申请外调。而后苏轼又几经升迁和被贬,最终在建中靖国元年(1101)身逝常州。
苏轼的一生,的确不是被贬就在被贬的路上,甚至几度险些丧命。可以说苏轼作为为官者一生都比较失意,可正是官场上的失意,让他被迫游历了祖国大好河山,这样的境遇让他形成了豁达乐观的人生态度,他将自己的情怀寄予自然万物,由此创作出了一首首令人称奇的经典作品。
历史上苏东坡才华横溢,官场上却为何老是被贬?
党争是政治社会不可避免的一现象,例如唐朝的牛李党争,北宋时王安石与司马光的新旧党争,明朝的东林党与阉党的党争。
陷入党争以后,不可避免的为了个人与小集体的利益,做出一些损人利己的事情,得势一方往往要迫害失势的一方,有时候甚至置人于死地。
据说宋太祖有“不杀文人士大夫和言事者”的国策,而苏东坡在政治相对温和的北宋一朝竟然差一点因“乌台诗案”丧命,可见政治的凶险。而明朝东林党与阉党就真的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了。唐朝的牛李党争也重创了***的***,以至于唐文宗有“去河北贼易,去朝中朋党难”之叹。
党争最大的问题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利用各种手段去实现自己的政治企图。经常是为了反对而反对,为了支持而支持,而不顾国家、百姓利益。
今天在微博等自媒体打嘴仗的一部分大v们,我们也常常看到这种现象,无论对错,总有站队的两批人互相攻击。
像新旧党争的苏东坡、牛李党争的李商隐、唐朝"永贞革新"时的柳宗元刘禹锡等人都是党争的牺牲品。明朝东林党的杨涟、左光斗因此而丧命。
新旧党争之中,苏东坡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人,因其才华横溢誉满天下,新党旧党都想拉拢他,结果拉拢不成都打压他。这一点同为党争牺牲品的李商隐就相形见绌,在李商隐落魄的时候,如果令狐家族真得给一根稻草,李商隐能像苏东坡那样拒绝吗?
苏东坡因为反对新法,被旧党认为是自己的人,因此在王安石失势以后,苏东坡马上就被重用,没想到苏轼又不同意旧党的很多政治主张,所以又离开了政治中心。
中年时因反对新法,乌台诗案差点丧命;老年后反对就发贬谪到海南,差一点没有活着回大陆;死了以后还被刻碑归为“元祐党人”,不许党人子孙留在京师,不许参加科考,而且碑上列名的人一律“永不录用”。
作为罕见的全才式牛人,苏轼是不折不扣的多面手,诗词文赋,无所不精,美食书画,亦足成名立家。
可是,就是苏东坡这样的通才,亦不是无所不能。他自称平生有“三不如人”——下棋、喝酒和唱曲。这是苏轼自己非常希望精通,却总是难以如愿的三方面。事实上,他在另一方面,也不如人,即做官不如人。
这是为什么呢?
物各有性,性格有极。优秀的人才,多半具备一定的个性,每种个性自有其魅力,亦各有其局限。
文学创作,抒发心志,为苏轼所长。处理官场的复杂关系,兼顾各方,保全自我,甚至不断“进步”,可能是苏轼所不擅长的。
文人多半天真理想,率性而为,快意人生,不太愿为官爵利禄而屈心抑志,不断抹平个性,希和上级,以求进取。苏轼是文人的典范,文人的优点,他几乎全有,文人的这点不足,他也不能免俗了。
文学写心,济世救民,自我实现,实为志之所在。作官相对复杂许多,于多数人而言,为官多为稻粱谋,希望不断获取利益,济世救民可能不是多数官僚们的真正理想。利益好处,实为宇宙中间,最为现实的存在,是最需要“务实”的。
苏轼最主要的身份是诗人,而非官僚。他的文气和心性,排斥官场的种种恶习。在杭州通判期间,他曾抒发自己官场的迎来送往的厌倦,称连绵不绝的酒宴为“酒食地狱”。
苏轼务虚的才情一流,务实的能力出众,务实的耐心,就稍显不足了。
苏轼的政治才能卓著,行政能力突出。他非常较真,总是批评王安石变法的不足,王安石把京城一个事务繁多的差事给了他,希望让他忙起来,无暇跟自己对着干,结果苏轼太能干了,不仅本职工作干得漂漂亮亮的,反而,还有很多时间研究批评新法,给皇帝老子写万言书,提意见。
苏轼此人与文坛他是泰斗,在做官上他确实一塌糊涂,可能上天在生他的时候把他的属性点全部都点在了那一身才华上了吧。在私交上他与王安石和司马光都是朋友,在做官上他却把改革派和保守派都得罪了个遍,可谓是“一肚子的不合时宜”。
熙宁四年,正是王安石变法进行的如火如荼的时候,苏轼上书谈论新法的弊病。结果被“拗相公”给贬到杭州任通判,留下千古的“苏堤春晓”,后又迁密州留下了传唱千古的《江城子-密州出猎》。后来又各种被贬甚至是因为“乌台诗案”差点被杀。
所幸大宋不杀文人,只是贬官贬的更偏远了,可“苏仙”就是苏仙,在贬官的路上他依然的不断地写出豪放不羁的诗词,留下了千古传唱。
大文豪 苏东坡是一个多才多艺的天才,思想深厚、广博、诙谐,有高度的智力,还有天真烂漫的赤子之心,在苏东坡这些方面,其他诗人是不能望其项背的。这些品质之荟萃于一身,是天地间的凤毛麟角,不可能多见的。
他感受敏锐,思想透彻,写作优美,作为勇敢,绝不为本身利益而动摇,也不因俗见而改变。他并不精于自谋,但却富有赤心为民的精神。他对人亲切热情、慷慨厚道,虽不积存一文钱,但自己却觉得富比王侯。他虽生性倔强、絮聒多言,但是富有捷才,不过也有时口不择言,过于心直口快;他多才多艺、好奇深思,虽深沉而不免于轻浮,处世接物,不拘泥于俗套,动笔为文则自然典雅。
他能狂妄怪僻,也能庄重严肃,能轻松玩笑,也能郑重庄严,有喜悦、有愉快、有梦幻的觉醒,有顺从的忍耐,诙谐幽默,甚至自吹自擂,苦中作乐……
他一直卷在政治漩涡之中,但是他却光风霁月,高高超越于苟苟营营的政治勾当之上。他不忮不求,随时随地吟诗作赋,批评臧否,纯然表达心之所感,至于会招致何等后果,与自己有何利害,则一概置之度外了。这也就是他一直官途不稳,特别是经过乌台诗案后,几起几落,多次被贬,先是贬黄州,复起后又再贬到惠州,最终被贬至海南儋州,
当年遇赦北归时,应朋友之约回到江苏常州,一路奔波,最后竟然终老常州。苏东坡一生作为文学家声名满天下,作为政治家却失意官场,年轻时候,苏东坡惊叹江苏人杰地灵,后来应同科进士之邀多次到访常州,并在宜兴买地以为终老计,在第二次遇贬时,多次上书,乞归常州,在杭州做通判时,有一年除夕经过常州,为不打扰当地官民,特意停在常州城外,并写下“多谢残灯不嫌客,孤舟一夜许相依”
的名句,表达对常州的喜爱和眷恋,所以最后时候还是决定回到常州,最后终老在常州的藤花旧馆,也算是圆满了。笔者年初到常州追寻东坡足迹,写下诗句以为纪念:
上朝下野两堪悲
老来万事渐向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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