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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今天小编关注到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话题，就是关于翰林苑建筑垃圾清运公司的问题，于是小编就整理了1个相关介绍翰林苑建筑垃圾清运公司的解答，让我们一起看看吧。

1. 陶澍为何被称为清朝“经世致用”第一人？

陶澍为何被称为清朝“经世致用”第一人？

如果你去南京总统府的话，里面有一个祠堂叫“二公祠”，供奉陶澍和林则徐，是左宗棠建的。就是为了感谢两位当年对他的提携，当时两人都已经是封疆大吏了，但是对年轻的左宗棠非常看好，多次提拔。后来左宗棠专门建二公祠表示感谢，只能说陶澍这人看人很准。

左宗棠见陶澍时，陶澍是两江总督，而左宗棠还只是个普通秀才，连个举人还都不是。

所以后来左宗棠当两江总督时专门建二公祠表示感激之意，这个祠堂现在在南京总统府里。（目前已经是复建的了，原来的毁于w戈）

陶澍这个人现在不是很出名，但是晚清时有一次张之洞和李鸿章的女婿张佩纶讨论道光以来的官员，认为陶澍排第一。陶澍跟林则徐私交很好，他当两江总督时，林则徐当江苏巡抚。

回答者：季我努学社青年会员 岳忠豪

陶澍（1779——1839年），字云汀，湖南安化人。嘉庆七年（1802年）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实心任事，颇有政声，“剖决狱讼如流”。其任职四川期间，四川总督蒋攸铦举荐其为“治行四川第一”。后陶历任山西按察使、福建按察使、安徽布政使。道光十年（1830年），累官至两江总督，后又兼江苏巡抚、两淮盐政。在任期间，陶澍立志振作，革除积弊，放手整顿河工、漕务、盐务、吏治等关乎国计民生的实务，并拔擢了一批人才，颇见成效。晚清清流派领袖张佩纶称赞其为“黄河之昆仑，大江之岷山”，仰慕之情溢于言表。

（陶澍）

清朝中后期国势衰微，有“嘉道中衰”之称，士风不纯，吏治***，社会矛盾激化，局中人自有一种处于乱世变局之慨，龚自珍称为“将萎之华, 惨于枯木” , “日之将夕, 悲风骤至”。 但同样有一些关心国家和命运的知识分子，以振作天下为己任，关心国家大政，提倡“经世致用”，关心实务，陶澍身兼仕林学界，身体力行提倡改革，并在周围聚集了一大群有志士人、官员，互相切磋，互相砥砺，推动了“经世致用”风气的发展。

（龚自珍）

（1）慧眼识英，举荐人才。林则徐也是当时为数不多注重事务的官员，他主张学习西方科学技术，以加强对外抵抗的力量。在禁烟问题上，陶澍坚决支持林则徐。陶澍病逝前，向道光皇帝举荐林则徐继任两江总督，称他“才长心细，识力十倍于臣”。陶澍并与贺长龄、魏源等人为莫逆之交，魏源帮助陶澍革故鼎新，策划漕运、盐业等实务大政。陶澍拔左宗棠于微末，识胡林翼于幼时，后来陶左二人结为儿女亲家，胡林翼则成为陶的贤婿。左、胡二人后来名震天下，皆为晚清名臣。

（林则徐）

“经世致用”通俗地说就是“实用有用”之学，由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三大明末清初思想家提出。该学问主要针对的就是“理学”的“无用之学”。

（1）陶澍是晚清***崛起的关键

之所以称陶澍为“第一人”，主要是他提拔了大量的汉族官员。因为其地位较高、工作能力较强、培养的人才众多，人们对其非常尊崇。

贺氏兄弟、林则徐、魏源等陶澍的下属，左宗棠是陶澍的儿女亲家、胡林翼是陶澍的女婿等，但他们只是陶澍帮助过的众多的各类人才中的典型而已，被他影响的人多得多。

可以说陶澍是晚清汉族精英崛起的最关键人物！他影响了道光到清亡整个历史时期。

（2）“经世致用”之学的人才各个都是有用之才，都是实干之才，都属于“官场异类”“经世致用”之学农学、兵法、地理学、医学等非常重视。由此，左宗棠等人对这些学问都懂一些。

“经世致用”都特别重视民生。陶澍、左宗棠在民生上贡献卓越——种树养蚕、兴修水利、开科为民。

“经世致用”之学的人才，对内注重民生，对外也都主张学习西方，从这点上他们是一致的，都属于“官场异类”。例如林则徐、魏源、左宗棠。

经世致用是由明清之际的思想家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等人提出的，指的是学问必须以治事、救世为急务，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就是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具体而言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等人提出的经世致用思想主要包括五个方面：重视当世之急务、勇于任事、致力创新、注重调查研究、强调实践。至于陶澍为什么称为清朝“经世致用”第一人，要了解这个问题我们不妨看看陶澍的生平事迹。

陶澍字子霖、号云订，乾隆四十三年十一月三十日（1779年元月17日）出生湖南安化县小淹镇的陶家湾。说起来陶澍在成名之前其实是很穷的——基本上就属于：取暖基本靠抖，***基本靠手，治安基本靠狗。陶澍的父亲早年和一户姓黄的大户人家颇有交情并和黄家定下了娃娃亲。等到陶澍和黄小姐都年纪渐长到了谈婚论嫁的之时却半路杀出个程咬金——邻村有户家境殷实的吴少爷在老婆死后打算续弦，偏就看上了黄小姐，结果黄家看吴家财大气粗就有了悔婚之意。那时的婚姻都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实际上陶澍和黄小姐在此之前压根就没见过面，谁也不认识谁，于是黄家一合计让家里的丫鬟冒充小姐嫁给了陶澍，而真正的黄家大小姐就嫁给了财大气粗的富商吴家。嘉庆七年（1802年）春陶澍考中了进士并被选为庶吉士，此后就一路高升。道光元年（1821年）衣锦还乡的陶澍得知了当年黄家搞的小动作后主动找到了黄小姐，这时吴家已然败落，陶澍见状直接给了她五十两黄金补贴家用。

从陶澍早年这一经历中我们不难看出：他是一个有心胸有气度的人。那么除了个人的心胸气度之外陶澍为官有何政绩呢？话说嘉庆二十年（1815）九月被升任巡漕大臣的陶澍奉命巡视江南漕务。当时京城及周边地区官员、军队、百姓的口粮主要由江南地区通过大运河北运，朝廷为维持这一事关帝国安危的生命线而专设了漕运衙门，这在当时可是一大肥差。陶澍上任之前就听闻漕运系统贪腐成风。十月三十日他到达江苏省江浦巡漕衙门入住，各级漕运官员纷纷前来拜会这位朝廷钦命的巡漕大臣。陶澍以沿途劳累为由，一个也不接见。委托随巡人员代收礼品礼物，一个个登记送礼人姓名、礼品种类、数量。然后他派人到各地明查暗访，深入调查了解，掌握了贪官污吏的数额和***的手段等情况，做到心中有数。十天后陶澍才接见这些漕运官吏，只见巡漕衙门口站立20个兵丁，厅门上悬挂着陶澍写的一副对联：要半文不值半文，莫道人无知者；办一事须了一事，如此心乃安然。等漕运官吏进入大厅后陶澍把惊堂木一拍厉声质问道：“你们薪俸不高，要养家糊口，哪有上千银两和珠宝玉石、珍贵礼物送上司？显然是来源不明。所送礼金礼品全部没收归公，交地方作为修建书院之用，解决失学儿童入学问题。各地所欠漕粮限在一个月内全部交还清楚，违者从严惩办”。据《清史稿·陶澍传》记载：“陶澍巡漕仅半年，办500万石之米运抵燕京，为前后十年所未有。”故江南一带称陶澍为“陶青天”。陶澍严惩贪官的故事，至今还在江苏扬州、两淮一带流传。

嘉庆、道光年间清王朝各省钱粮亏欠均在两三百多万银两，其中最严重的安徽达到了一千多万银两。公元1821年道光帝登基后四川总督蒋攸锆向道光帝奏报：陶澍在四川任川东兵备道期间治理有方，政绩昭著，治行为四川第一，堪胜大任。于是道光帝在养心殿召见陶澍，提拔陶澍为安徽省布政使，主管全省粮钱和人事。在此之前安徽钱粮清查年年进行，终因官官相护而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过只是雷声大雨点小的虚应故事。陶澍到任后立即调集藩司衙门原有档案，建立清查局，组织专门班子清理各州县亏欠钱粮数额。并按地方官员、年份、数额落实清查欠款情况，累计有渎职亏欠官员62人。陶澍分别根据情况予以处理并制订《追捕章程》，限期追回欠款，上缴了国库。《清史稿·陶澍传》载：安徽库款，五次清查，未得要领。陶澍自为布政使时，钩核档案，分别应劾、应偿、应豁，三十余年亏欠积案，豁然一清。陶澍自此获得了“理财专家”的美称。历代封建王朝盐铁之税与田税同为国赋之主要项目。道光十年（1830）陶澍出任两江总督兼两淮盐政。清代的地方督抚中有最为重视的就是直隶总督和两江总督——前者事关政治中心京畿重地的安危，后者事关朝廷财赋要地江南的兴衰，而盐政又是江南经济的重中之重。陶澍到任后先是裁减总督衙门和盐政衙门的机构编制，接着又废除了明代以来的“纲盐制”，实行票盐法：任何人只要按章程纳税，发给票证，凭票运盐、销盐，只认票不认人。由此避免以前大盐商勾结官府垄断行业的现象，杜绝盐政衙门的贪腐现象。

不过仔细说起来陶澍对后世影响最为深远的改革之举当属海运漕粮：清代的经济中心位于江南地区，北方的京师及其周边地区的粮食产量并不足以供给庞大的人口，为此必须将江南鱼米之乡的粮食通过大运河运往北方以解决当地百姓、官吏、士兵的吃饭问题。然而清代黄河屡屡泛滥，以致于大运河上的漕粮运输往往为洪水阻断。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就曾下旨让大臣们商讨改由海路运输粮食是否可行的问题，然而满朝文武多是因循守旧之辈，以致于海运的提议在提出百年之后仍未能加以尝试实践。道光四年（1824年）冬因黄河水倒灌洪泽湖，淮安清江浦高家堰大堤溃决，高邮至清江浦一带运河水势微弱，漕船无法通行，京城粮食供应告急，被粮食危机逼得着急上火的道光皇帝下旨再议海运一事。这时陶澍联名江苏布政使贺长龄、江苏按察使林则徐积极倡导海运。道光五年六月二十陶澍抵达淮安清江浦视察河漕：时值盛夏，数万运夫烈日下挥汗如雨，扛米翻坝，他见之不禁动容，也因此更坚定了海运的决心。道光六年（1826年）二月初一在道光皇帝下旨商议海运的整整一年后清代有史以来第一次官方海运正式启动。十天之内每天超过90艘商船前来兑运，共装米粮80万石。以当时的装卸技术而言：这是一个相当惊人的速度，可见陶澍等一众官员筹划之精，督办之勤。大约一个月里，有不下1000余艘运粮海船，出长江口扬帆北上。随船押运参将关天培抵达天津后，于三月十五报告称：已查明到岸进口船424艘，后继船只390余艘“不日可来”。漕粮海运的首航，显然相当成功。海运漕粮不仅有效缓解了当时严峻的粮食危机，也为***战争后中国海运海权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向敬之

出生于安化县小淹镇的陶澍（1779—1839），有清代“干国良臣”、“晚清第一才子”之誉，官至两江总督、兵部尚书。

他七八岁就随父陶必铨在岳麓书院读书，多次到衡阳王船山故居。在他的思想里，多为湖湘文化的影响，并积极吸收中原文化、江浙文化。在这三种文化思潮（湖湘文化为主）的熏陶下，他思想开放，见识深刻，在治政、理财、经济改革诸等方面多有建树。

他是嘉道年间经世思潮的倡导者与推行者，是中国近代地主阶级改革派前期的领袖和核心。

陶澍

他睁眼看现实，第一个突破清代政治经济体系，将商品经济的运行机制引入改革中，并取得巨大成就；同时间接培养与扶植了湘军三巨头（即“湘军三杰”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而曾国藩一脉湘军的兴起，对整个近代湖南人才群产生了深远影响。

陶澍作为湖湘经世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治学从政，都讲求经世致用。他为官期间，在整顿吏治、除恶安民、改善民生、抗灾救灾、兴修水利、整顿财政、治理漕运、倡办海运、革新盐政、整治治安、兴办教育、培养人才上作出了较大贡献。其封疆地方，不论是做藩台抚台，还是总督两江，任内力图整顿淮盐积弊，裁省浮费，严核库款，缉禁私盐，淮盐得以行销，于淮北试行票盐，后推及淮南。

曾国藩等湘军大佬能够在清王朝经历洪杨一役中书生报国、投笔从戎，中兴清廷，无疑是深受陶澍、贺长龄与湖湘文化经世致用思想的影响。孟森在《明清史讲义》中说：“嘉道之时，留心时事之士大夫，以湖南为最盛，政治学说亦倡导于湖南。所谓首倡经世文编之贺长龄亦善化人，而澍以学问为实行，尤为湖南政治家之巨擘。”

所以说，陶澍为清朝经世致用第一人，并非言过其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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