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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历史上苏东坡才华横溢，官场上却为何老是被贬？

历史上苏东坡才华横溢，官场上却为何老是被贬？

历史上苏东坡才华横溢，官场上却为何老是被贬？

党争是政治社会不可避免的一现象，例如唐朝的牛李党争，北宋时王安石与司马光的新旧党争，明朝的东林党与阉党的党争。

陷入党争以后，不可避免的为了个人与小集体的利益，做出一些损人利己的事情，得势一方往往要迫害失势的一方，有时候甚至置人于死地。

据说宋太祖有“不杀文人士大夫和言事者”的国策，而苏东坡在政治相对温和的北宋一朝竟然差一点因“乌台诗案”丧命，可见政治的凶险。而明朝东林党与阉党就真的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了。唐朝的牛李党争也重创了***的***，以至于唐文宗有“去河北贼易，去朝中朋党难”之叹。

党争最大的问题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利用各种手段去实现自己的政治企图。经常是为了反对而反对，为了支持而支持，而不顾国家、百姓利益。

今天在微博等自媒体打嘴仗的一部分大v们，我们也常常看到这种现象，无论对错，总有站队的两批人互相攻击。

像新旧党争的苏东坡、牛李党争的李商隐、唐朝"永贞革新"时的柳宗元刘禹锡等人都是党争的牺牲品。明朝东林党的杨涟、左光斗因此而丧命。

新旧党争之中，苏东坡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人，因其才华横溢誉满天下，新党旧党都想拉拢他，结果拉拢不成都打压他。这一点同为党争牺牲品的李商隐就相形见绌，在李商隐落魄的时候，如果令狐家族真得给一根稻草，李商隐能像苏东坡那样拒绝吗？

苏东坡因为反对新法，被旧党认为是自己的人，因此在王安石失势以后，苏东坡马上就被重用，没想到苏轼又不同意旧党的很多政治主张，所以又离开了政治中心。

中年时因反对新法，乌台诗案差点丧命；老年后反对就发贬谪到海南，差一点没有活着回大陆；死了以后还被刻碑归为“元祐党人”，不许党人子孙留在京师，不许参加科考，而且碑上列名的人一律“永不录用”。

作为罕见的全才式牛人，苏轼是不折不扣的多面手，诗词文赋，无所不精，美食书画，亦足成名立家。

可是，就是苏东坡这样的通才，亦不是无所不能。他自称平生有“三不如人”——下棋、喝酒和唱曲。这是苏轼自己非常希望精通，却总是难以如愿的三方面。事实上，他在另一方面，也不如人，即做官不如人。

这是为什么呢？

物各有性，性格有极。优秀的人才，多半具备一定的个性，每种个性自有其魅力，亦各有其局限。

文学创作，抒发心志，为苏轼所长。处理官场的复杂关系，兼顾各方，保全自我，甚至不断“进步”，可能是苏轼所不擅长的。

文人多半天真理想，率性而为，快意人生，不太愿为官爵利禄而屈心抑志，不断抹平个性，希和上级，以求进取。苏轼是文人的典范，文人的优点，他几乎全有，文人的这点不足，他也不能免俗了。

文学写心，济世救民，自我实现，实为志之所在。作官相对复杂许多，于多数人而言，为官多为稻粱谋，希望不断获取利益，济世救民可能不是多数官僚们的真正理想。利益好处，实为宇宙中间，最为现实的存在，是最需要“务实”的。

苏轼最主要的身份是诗人，而非官僚。他的文气和心性，排斥官场的种种恶习。在杭州通判期间，他曾抒发自己官场的迎来送往的厌倦，称连绵不绝的酒宴为“酒食地狱”。

苏轼务虚的才情一流，务实的能力出众，务实的耐心，就稍显不足了。

苏轼的政治才能卓著，行政能力突出。他非常较真，总是批评王安石变法的不足，王安石把京城一个事务繁多的差事给了他，希望让他忙起来，无暇跟自己对着干，结果苏轼太能干了，不仅本职工作干得漂漂亮亮的，反而，还有很多时间研究批评新法，给皇帝老子写万言书，提意见。

众所周知，苏轼是我国北宋时期的文坛领袖之一，是著名的“唐宋八大家之一”，并在诗、词、散文、书、画等方面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他的诗题材广阔，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风格独特。但是呢，就是苏轼这样一位“天下第一才子”，二十岁考取进士的他一生为官，却一生不是在被贬就是在被贬的路上，仕途可谓是大起大落，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嘉祐二年（1057），北宋有一场被称为“天下第一榜”的会试。苏轼通过这场会试取得了榜眼。就这样，打开了自己仕途的大门。可他的仕途，却一直不太顺利。大家都知道，官场是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的地方，要想在官场上站稳脚跟，就要懂得圆滑世故。但是呢，苏轼生性放达，为人率真，在官场上，他也十分敢于说真话，因此得罪的人自然不在少数，他的仕途自然而然也就不会那么平坦了。

熙宁二年（1069），宋神宗起用王安石变法。熙宁四年（1071），与王安石政见不合的苏轼上书谈论新法的弊病，反对变法。王安石颇感愤怒，于是让御史谢景在神宗面前陈说苏轼的过失。苏轼知道后便请求出京任职，被授为杭州通判。至此，苏轼的仕途生涯就开始进入到了“升迁-被贬”的怪圈。

元丰二年（1079），四十三岁的苏轼被调为湖州知州。上任后，他例行公事给宋神宗写了一封《湖州谢表》，略微叙诉了过去的政绩，又接着说了皇恩浩荡，但是却在后面发了一点牢骚： “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苏轼是个直率的人，难免疏于口舌笔墨，难以在新旧党之间把持自己，于是惹恼了其他官员。新党摘引“新进”、“生事”等话语上奏，说他“愚弄朝，妄自尊大”，用语言暗讽朝政。因此，上任才三个月的苏轼就被逮捕，解往京师，受牵连者达数十人，这就是北宋著名的“乌台诗案”。新党想将苏轼置于死地，后来多亏当时退休金陵的王安石上书道：“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又因太皇太后曹氏、章惇等人求情，这才使得苏轼被从轻发落，贬为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本州安置”，受当地官员监视，不准擅自离开该地，也没有权力签署公文。

元丰八年（1085年），宋哲宗即位，苏轼复为朝奉郎知登州（蓬莱），而后不断升迁。升迁后的苏轼看到新兴势力拼命压制王安石集团的人物及尽废新法后，再次向朝廷提出谏议。他对旧党执政后，暴露出的***现象进行了抨击，由此，他又引起了保守势力的极力反对，于是又遭诬告陷害。新党旧党都容不得苏轼，至此，苏轼又再度申请外调。而后苏轼又几经升迁和被贬，最终在建中靖国元年（1101）身逝常州。

苏轼的一生，的确不是被贬就在被贬的路上，甚至几度险些丧命。可以说苏轼作为为官者一生都比较失意，可正是官场上的失意，让他被迫游历了祖国大好河山，这样的境遇让他形成了豁达乐观的人生态度，他将自己的情怀寄予自然万物，由此创作出了一首首令人称奇的经典作品。

才华横溢的人不一定会做官，尤其是在封建社会，不是官场老手都很难一生不被贬，甚至被罢官杀头。何况苏轼性格直爽,敢抒己见，很难不被同僚嫉妒,谗言,排挤和打压。因此屡次遭贬也就不觉奇怪。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其实答案就在苏东坡最喜欢的人王朝云所说的话中，那就是苏东坡一肚子不合时宜。这个问题得两看，一方面是说苏东坡的性格比较倔强，是人多时候最寂寞的那种，别人开心他泼冷水，别人难过他开玩笑那种。另一方面，苏东坡的政治立场的取舍的问题。有人说，人生最大的秘诀就在于选择，那么我们也可以说，混官场最大的秘诀就在于选边站队，也就是说，怎么混不重要，跟谁混才最重要。下面，好玩的国学详细论述。

1.看苏东坡在宋代官场如何选边站队，一个无法在新党和旧党中左右逢源的人，必然要被新党和旧党左右开弓地痛贬！在官场中，混圈子是一门高深莫测的学问。《西游记》中，孙悟空没认识唐僧之前，因破坏天庭秩序，被如来判了***，永无出头之日。以孙悟空的“猴脉”，即使冒险越狱，顶多做个花果山景区管委会主任。跟了唐僧就不一样了，虽有九九八十一难的艰险，但是圈子内都是各路神仙，办起事来很容易，圈子内的妖怪最后都被神仙收走，功德圆满；圈子外的妖怪都被悟空师兄弟几个打得尸骨无存，而悟空师兄弟最后也都各得其所立地成佛。所以说怎么混不重要，跟谁混才重要。

苏东坡乃文化史上的全才，诗书画成就绝对可以排在中国整个艺术史的前列，然而在政治上，苏东坡却是个一条道走到黑的主，什么都看不惯，跟谁都合不来。新党执政时，他看不惯改革派狂飙突进的改革，批评王安石的独断专行；旧党卷土重来之时，他不满司马光对变法的全面否定、对旧党的赶尽杀绝。对这样一个“一肚子不合时宜”的苏东坡，新党旧党全不高兴。

2.一个天真烂漫毫无机心的苏东坡，在党争惨烈的宋代官场，必然是头破血流。

狂放不羁是苏东坡性格的底色。因为狂，他惹人忌恨遭人报复；因为狂，他仗义执言不吐不快。用他自己的话说，“如蝇在食，不吐不快”。他有一颗赤子之心，幽默豁达而爱开玩笑。因此，苏东坡总是与社会格格不入, 他的仕途也总是磕磕绊绊。他总是毫无顾忌的说话，毫无顾忌地开别人玩笑，毫无顾忌地撕别人的伤疤，毫无顾忌地对别人好。苏东坡天真，毫无机心，和谁都推心置腹，看谁都是好人。他说“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但柏杨先生用中国的“酱缸文化”告诉我们，在这个社会，谁能够独善其身？只有自己做个施暴者，或许才能避免被别人施暴。

而苏东坡就是个缺心眼。他对别人诚心以待，别人对他暗地使坏；他赠别人“金错刀”，别人背后砍一刀，他对别人放青眼，别人对他翻白眼。但苏东坡丝毫没有感到有什么不好，继续对别人好而至死不悔。

所以，

一个在宋代党争的漩涡中却幻想能够独善其身的人，是注定要失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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