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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明朝东林党究竟是一群什么样的人？

明朝东林党究竟是一群什么样的人？

东林党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具有立宪精神的民主党派或执政党、在野党，而是外人奉号的具有朋党意义的N党y党之类。根据中国文化的履历，原则上，执政者不希望朋党的出现，然而在莫衷一是的状态下就难免有团团伙伙的百家争鸣了。明朝的东林党、阉党就是在上述情况下产生的朋党。客观的说无论人们愿不愿意有朋党的存在，但朋党并不依人们的意愿而发生与否。朋党是个中性词，可能是积极的也可能是消极的，问题在于是否掌握了社会应有的正义主张、意识主流。明朝的东林党（朋党）前期不乏可圈可点的地方，但后期严重地缺正义的政治主张，甚至幻想和“外患”兵和一处打“内忧”！最后的结局是，连同大明王朝一同：无可奈何花落去，一江春水向东流！

东林党是明朝末年以江南士大夫为主的官僚阶级政治集团。由明朝吏部郎中顾宪成创立，直到明朝灭亡，共经历近40年时间。

东林学派的兴起，标榜气节，崇尚实学，对于扭转士风起了积极的作用。他们在讲学中经常触及社会现实问题，议论如何改变政治***、民不聊生的状况。高攀龙曾经指出：“此时民不聊生，大乱即将来临。”顾宪成也感到，危机四伏的政治形势已如同“抱柴于烈火之上”；他因而认为，在朝廷做官的不考虑朝政，在地方做官的不留心民生，隐退乡里的不关心世道，都是不足取的。他们把读书、讲学同关心国事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东林书院既讲学又议政，吸引着许多有志之士，包括一些因批评朝政而被贬斥的官吏。他们不顾道路远近，纷来沓至，人数之多，竟使东林书院的学舍都容不下。一部分在朝任职的正直官员，也同东林讲学者遥相应合。东林书院实际上成了一个舆论中心，这里的人们逐渐由一个学术团体形成为一个政治派别，从而被他们的反对者称为“东林党”。那时所谓的“党”，不同于近代的政党，既没有固定的章程，也没有严格的组织形式，而是指政治见解大致相同、在政治活动中经常结合在一起的一批人。

东林党人在明朝末年的政治活动，经历了神宗万历、熹宗天启和思宗崇祯三朝，长达半个世纪。由于没有固定的章程和严密的组织，他们的政治态度和主张，往往是通过个人的活动表现出来的。概括起来，大致是：强烈要求改变宦官专权乱政的局面，主张“政事归于六部，公论付之言官”，使天下“欣欣望治”；竭力反对皇帝派遣矿监、税使到各地进行疯狂掠夺、横征暴敛，主张既重视农业，也重视工商业，要求惠商恤民、减轻赋税、垦荒屯田、兴修水利；反对屡见不鲜的科举舞弊行为，主张取士不分等级贵贱，按照个人才智，予以破格录用；加强在辽东的军事力量，积极防御满洲贵族的进攻。

东林党人号称"清流”，影响着天下的舆论。上述皇位继承权之争和京察之争，都是统治阶级内部的权力之争。但是，这并不能掩没东林党人在这些斗争中力图革新朝政、反对统治集团中最***腐朽势力的进步作用。

由于东林党人威胁到其他非东林党人的利益，许多非东林党的官员为自保也纷纷以地域为单位，以***为领袖，结成帮派，一时朝中宣党、浙党、楚党、齐党林立，他们联合起来打击东林党人。斗争由原来的阁部之争和门户之争逐渐演变为党派斗争，规模进一步升级，性质更加严重，影响也更加恶劣，明代政争急剧恶化，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时代。

东林党人代表了当时江浙商人和地主豪强的利益，反对朝廷向工商业者收税，并借着崇祯帝清除魏忠贤势力的时机，取消或降低了海外贸易税、矿税、盐税、茶叶税等税种的税负，使得明末的财政收入来源更加单一，朝廷的税收来源更加依赖于普通的农民，再加上当时各种天灾不断，造成了大量农民破产，形成大量流民，直接导致了明末的农民大起义。

东林党作为士人政治群体，是富于理想，能坚持原则又颇有牺牲精神的”，他们“继承了儒家传统政治思想中最有价值的内容”。

东林党是江南地主阶级培养的知识分子。是东南地主阶级利益的代言人。有些类似现在的某些公知或嘴炮。经过历代开发，到明代，东南地区早已是国家最重要的经济文化财赋之地，关系明帝国的兴衰。明朝，乡党宗亲文化盛行，全国各地的地主阶级都不遗余力地培养本族优秀子弟读书入仕，其中，尤以东南，晋省，赣省情况最盛。受当时人们认知的影响，宗族利益大于帝王利益是非常正常的。

一来明末的政治昏聩，加之宦官把持朝正，除一小部分善于投机钻营的人，广大知识分子无法找到上升台阶，加之东南富庶，广开书院，由此，许多知识分子返乡教书，闲时讨论时政，东林党开始成形。二来明末税赋极重，而东南负担最重，直接损害了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也需要有人替他们出头发声，于是，东林党人被选中。开始，东林党也是忧国忧民，说了一些正义之声。但是，由于东林党中有许多当时极其聪明的知识分子，为了一己私利，将许多私心杂念也说得冠冕堂𤾗，说白了就是挂羊头卖狗肉。至此，东林党开始堕落。而明末东南知识分子在抵抗清军时的整体表现，无疑也加重了人们对开启民智，自言能救民于水火，挽大厦之将倾的东林党人的蔑视。东林党是明末政治万花筒的奇葩，若说为明亡负责高看他们了，只是特定历史时期造就的一群特殊的人。

东林党的存在对明朝起到了相当的负面作用，他们为士绅阶级代言、发声，嘴上仁义道德、忠君爱国，实则维护自身利益，罔顾国家社稷，对广大百姓的疾苦熟视无睹，只沉醉于自己的利益体系和功名利禄之中。

东林党兴起时，正是明末社会矛盾日趋激化之时。当时国家财政危机四伏，天灾接连不断，百姓凋敝，急需税赋来赈灾、来填补财政漏洞。然而，东林党这些人却引经据典的反对征税。表面上心系天下，其实则是借讽议朝政、评论官吏之名，行包庇地主，为富商巨贾争利之实。

他们口口声声提出了廉正奉公，振兴吏治，开放言路，革除朝野积弊。但实质上却是在为大地主，江南商贾等利益集团发言。

东林党满口仁义，张口闭口都说为国为民。然而，他们却是为了反对国家通过调整税赋体系，来改变财政困局，极力的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这些伪善的士大夫们对饱受明末饥荒的广大灾民的悲惨现实视而不见，对朝廷的征款赈灾行为极力阻挠，时刻守着自己的那些田宅和银子。

他们与阉党对明朝的败亡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正是东林党帮的倒忙，是的明朝陷入内忧外患之中，使得农民义军源源不断。

老规矩，先说结论——明朝东林党一般均出身于江南中小地主家庭，其骨干分子大多为罢官废吏，秀才处士。

明万历中叶开始，明朝开始走向衰落，内忧外患不断，统治者日益昏庸***。此时，一部分具有政治敏感性的士大夫已感到大厦将倾的末世危机感，他们怀抱忧国忧时之志，然个人之能力毕竟有限，因而他们自发聚集在一起，逐渐形成一个政治影响力巨大的团体——东林党。

“东林”这个名字首次出现，是在万历三十二年(1604)。但事实上，东林核心人物顾宪成，高攀龙等人在此之前便已名闻遐迩。

万历二十二年，因争国本触犯神宗，及参与会推阁臣王家屏，顾宪成、高攀龙先后被贬斥回乡。他们潜心学术，崇尚实学，并开始致力于讲学。至万历三十二年，顾宪成与其弟顾允成以及高攀龙、安希范等合力修复东林书院。此后，在聚众讲学中，他们大力倡导“经世致用”之学;反对“空言之弊”，提倡“讲”“习”结合的新学风。他们把读书、讲学和关心国事紧密地联结在一起，这种新学风吸引了一大批有志之士及在朝廷任职的政治官员(赵南星、李三才、杨涟、左光斗等)。由此，东林名声大振，而东林书院实际上又成了一个社会舆论中心。作为一个学术团体、学术派别的东林学派，又逐渐扩大而形成一个政治派别，被政敌斥之为“东林党”。　东林党成员，一般均出身于江南中小地主家庭，其骨干分子大多为罢官废吏，秀才处士。他们之中有的人后又再度为朝廷启用，但大都宦途坎坷，任期短暂。

由于东林党人多系江南地区的士大夫，他们必然要反映江南各阶层的政治经济利益。万历末年，江南商品经济已较为发达，江南地区地主与商品经济联系极为紧密。东林党人多系中小地主，商人亦为数不少，顾宪成，高攀龙即为商人家庭出身。东林党的政治主张——反对矿监税使，提倡“官民两利”等，一是因为他们“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极高的道德责任感，二来也是他们的阶级属性使然。

东林党最基本的宗旨是道德济世，主要是通过书院讲学，培植儒士群体意识，以此讽议朝政，针贬时弊，参与国事，一方面企求重提学术思想上的道德传统，重树道德***上的严格标准和绝对权威，另一方面针对现实问题，试图对社会作某些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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